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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从经济上讲，也应看到，评判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国家不能只看经济水平高低。所有“全球南方”国家最终都想要发展，想要经济变得更好，但其经济发展后，无论从历史、政治理念还是经济上的作用来看，都与传统“全球北方”国家有很大区别。

鉴于“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文化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其内部无疑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相比于“全球北方”国家间的差异会更明显。但“全球南方”国家现在越来越寻求认同，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全球南方”国家并不想完全抹杀差异，而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找到大家共同的目标。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相同的，都是要发展、要和平，这就确保了所有“全球南方”国家有协调和互相合作的基础。

202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人口总数70%以上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接近60%。在逆全球化仍暗流涌动的当下，这些依然在推进全球化、推进共同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无疑会成为世界政治和全球化发展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当前，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货物贸易额居世界领先地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金砖国家等建设广泛合作关系，中国可以说是目前全球化最坚定的、也是最有能力的推进者之一，而全球化发展的持续推进无疑将有利于所有“全球南方”国家。

现代化工业发展造就了国家互利共赢的可能性，各国通过开放、分工合作、发展各自比较优势，能够促进生产力实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发展。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获得了发展经验，实现了工业发展以及出口与就业机会的增加，中国也成立了更加国际化的公司，有利于中国扩大产业链“朋友圈”，促进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因此，实现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会是我们继续坚持的目标。

唐晓阳：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当中增长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力量，这也逐渐为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我们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一个国家只想着自己得利，随后再把利益抢走，则会变成19世纪至20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已经被现代世界潮流证明是无法生存的。

唐晓阳：“全球南方”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不同语境中，这一概念有时是指政治上经历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国家，有时又指经济上不太发达的国家，因此并无明确界定。

唐晓阳：在我看来，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就是中国本身发展经验的一种延伸。因此，合作的关键在于要能秉承实事求是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冷战结束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领域，体现的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但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发展，全球经济体量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其首要任务。在当前及未来的10至20年时间里，发展中国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趋势和共同愿景不会改变。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存在交叉互用的情况。由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本身是一个经济、政治混合体，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上讲，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得非常快，但即使经济水平提高了，中国依然是全球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之一，而全球化发展是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愿景。

3630:com-www:3630:com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谈及“全球南方”的地位和作用时表示，“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始终与所有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

唐晓阳：从历史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历史体现了中国以民族复兴、反对强权压迫为己任，这和“全球南方”这一概念诞生时的初心完全一致。

从政治上讲，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所共有的政治准则。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有“教师爷”般高人一等的想法。

因此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有很多区别，但大家在协调方案时都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既不强调结盟，也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每个国家无论领土大小、无论贫穷富裕，都能在金砖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机制中感受到平等和重视，这是其在面对“全球北方”时所没有感受到的，这也使得“全球南方”能够在多元化背景下依然保持其吸引力，促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平等地追求共同目标。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逐渐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如何认识“全球南方”？为什么说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未来，中国如何继续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需要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下，找到最适合自己地区和当前时代的发展方式，而这种发展方式注定是通过在实际情况中逐渐实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得到的。

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主持人。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一带一路”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唐晓阳曾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任职，还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开发银行及多家科研院所和咨询公司的顾问。他曾赴亚非拉调研60多个国家，对数千名企业家、官员、工人、农民进行了访谈，共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并著有专著《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中非经济合作的方法和影响》和《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全球南方”对世界而言有何重要性？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会产生什么影响？